作家说人要读“有字之书”“无字之书”“心灵之书”，正与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且“文质彬彬”的思想契合。在我看来这种“三书论”的合理性是已经时间考证的。

人道实为“书”途。

读书让我们明理，明《草色天堂》中宽恕之理，明《菜根谭》中宁和之理，明《老子》朴素辩证之理，明《大学》“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传承信息，使阅读者能够根据这些信息来获知提升自我正是“有字之书”的正解。

“有字之书”又需佐以“无字之书”——实践。

这里所谓“无字之书”并非所谓死板地“格物”，如王守仁观竹七日只余头痛。因而只读“有字之书”却不加以“无字之书”是为白璧微瑕，完璧尚未归赵，而唯有佐以“无字之书”方可朝向亭林先生那般坚定而信念，坚实踏实的身影追去。

而最终，“书”之内化于心灵。是以“心灵之书”即为“修心之术”。也许我们懂得了“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之教义，但唯有内化于心，增加心灵面对困难的厚实度，才发挥其功效。若非越过心中“墨饱心宽自在身，澹然几笔复天真”之书，申石伽先生又怎能道出“一支大竹通霄汉，塑个顶天立地人”的狂语呢？

推而广之，人道如此，国家之道难道不是如此吗？国家要读“有字之书”是国家要珍惜传统，又包容外来文化，这在文化底蕴如此深厚之中国犹为重要，国家要读“无字之书”是国家也要有“摸着石头过河”之勇气，有切身实践在理论见诸于实践又改善于实践中提取“大道”。

因此，无论在“三更灯火五更鸡”还是在迅速发展的今日，人道“书”途实有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