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作文频道小编[雨过初晴°]今天给大家整理了《高三期末作文:品德与文化》的优秀作文，这篇高三期末作文:品德与文化共有3000字，是一篇很优秀的原创作文，这篇高三期末作文:品德与文化很值得大家参考和学习。

某著名演员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谈及他的母亲：“她常对我们说‘好事给人家传，坏事不要给人家传’‘遇到人有难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她没文化，却有美德。”

某地那所大学的一位教授知道了老爷爷的事后，感到过意不去，他专门去向老人道歉并送上100元，说：“不管是不是我的学生，我都有责任，我们应该教育好这些孩子。”老人没有收钱，但被感动得落了泪。

我们谈论一个人品德时，常常会联想到他（她）的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学力程度。一个人的品德水准与文化水平有何关联？请以“品德与文化”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公交车上，一位四年级小学生的四次让座温暖了整座城，而某大学门口做小吃生意的老爷爷却屡屡被高文化的学生欺骗，吃霸王餐。如此鲜明的对比，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品德与文化有何关联？所谓文化教育是否只教授了知识而缺乏了人格的一课。

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让“文化”的种子普撒中华大地，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走进知识的大门。然而“文化”的种子几乎并没有带来文明的根植。我们的社会在不经意间经历着道德的滑坡：高铁上的霸座男连续几日“霸占”了新闻头条，其高学历人生简历与低素质的人格画像之差距让人唏嘘不已；重庆公交车事件女乘客一人错过一站，让一车人错过一生；医院中治不好病，就与医生大闹的极端心理，遛狗不牵狗绳的不文明现象比比皆是，一切活生生的例子都指向一个事实：文化水平的加速，并没有带动现代社会品德水准的加速

高文化与低素质的现象如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文明的剪刀差：文化水平、权利意识不断提高，而品德水准却仍留在窗外。

问题的出现之处也正是改进可及之处。于社会是否应仔细思考现有的教育体制？有人说“所谓教育就是当所学知识都已忘记后留下的东西。”在当今应试教育大行其道，学生们只匍匐于分数下，唯分数论，这样只看重分数不注重培养完整人格的教育怎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最终只会造出无数汲汲于名气只在意自己利弊得失的人。于个人，与其在网络空间挥舞道德大棒，不如躬行实践提升自己的品质。与其感叹现实粗粝，道德滑坡却不知不觉中成为自己鄙视的人，不如以自我为原点，画出文明的圆圈，用自己的量变推动社会从“人人独善其身”到“社会相善其群”的质变。一个社会既需要知识与科技的提速，也需要品德与美德的软实力，只有这样才能让腾飞的中国更快更强发展。

两千六百多年前，群星闪烁的爱琴海边曾有一位伟大的先哲说过：“美德即知识”。面对运用诡辩技巧四处巧言以满足一己私欲的智者学派，面对世风日下的昔日文明城邦雅典，他不惜以死唤起人民心中的美德。与他几乎同时代人，遥远的东方，孔夫子用“为政以德”四处游说相互征伐的春秋各国。在品德与文化的关系上，争论早已开始并从未停止。我认为，品德与文化本不对立，应相互交融，相互促进。

品德是文化的一部分。孔子所言的君子六艺中便有“德”的影子，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也曾多次阐述教育工作中“德育”的重要性，参观法学院时也提出“德法双修”的目标与期冀，这无不表达着品德与文化应相互交融。我们从小学时起便上着“品德与社会”课。无疑，品德曾是教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汉朝时更是有“不以学识话高下”的察举制度。品德与文化，早已是一体。可是，生活中我们仍会看到不和谐的画面。一位几近风烛的老人，为谋生而追赶时代，却不曾想过掌握现代科技的“高素质人才”却欺负他不会用手机。利润本就不高的小吃，被学生们无情的钻了空子。本就对于现代技术捉襟见肘的老人，一时间更加穷困难堪，这是为什么呢？

文化教育不该重于品德教育，二者当相互促进。多少儿童从呀呀学语时起便被父母送入学前班学习英语。又有多少儿童在本该学习为人处世的品德之时被套上奥数的枷锁。相声大师侯宝林曾说过：“未曾学艺先学礼”，那么我们是否应该也未曾学习先学德呢？复旦投毒，宿舍杀友并非个例，这些高分低德的例子无不在为这个品德与文化渐渐分离的社会敲响警钟。在一个北大清华毕业的被法办时，在无数青少年在胡同中、角落里抽烟打架时，在补习班老师与家长为了成绩相互指责破口大骂时，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曾经的礼仪之邦，如今的科技大国，究竟失去了什么。品德教育应与文化相互促进，而非只关注成绩，忽视道德。

如今的中国，科技发展蒸蒸日上，文化品德也如日中升。公交坠江已经使素质成为教育的首要问题。明代哲人王阳明曾主张“致良知”，在这个追名逐利的时代，在这个所有人做着“一鸣惊人”的梦的时代，我们应记起从小所爱的道德教育，应时刻心念自己小时候曾立下的誓言，不忘中华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品德，让品德作为文化的目标，文化作为品德基础，相互促进，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让文化作为美德的动力，使美德再一次成为中国的身份证，重振“礼仪之邦”，实现中华民族品德文化上的又一个复兴。

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某个片面去判断一个人的全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样的，简单地将品德水准和文化水平画上等号，也是不可取的。

一个人受教育程度和学历水平，并不能成为他的品德的决定性因素，即便是年少懵懂的小学生，或是乡野田间的一位朴实农民，也能拥有正直而积极的道德观念。泛指，在最高学府中，各种不道德的事件也屡有发生。可以说，在任何群体中，都存在着这种两面性，既有高尚而善良之人，也有素质低下，缺乏道德的人存在。用文化水平而否认整个群体，或是因为不讲诚信的个案，而去批判整个大学生集体，都是不应当的。

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不一定取决于他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可能更要其在社会中所受的教育的影响。当你身处于一个人人向善的环境中，你也会被这种亲切有礼的氛围所耳濡目染，自觉地去规范自我，追求美德。而当你不幸落入一个人人自私和自利，将品德规范视为草芥之地，即使身之察察如白雪，也难以在物之汶汶中全身而退。

所以，这就更提醒了我们约束自身，一个人的文化水平虽然不能决定品德水准，但身为知识分子，真品德往往是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标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文化水平最高的群体，通常会成为其他人眼中的整个国家的文化和道德水平的代表，也是普通人心中的榜样。若是连最基本的品德都无法坚守，那么国家形象便会一次次地在这种道德的僭越中渐渐支离破碎。着难道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吗？作为社会大群体中的一分子，我们每个人都肩负着维护社会形象、提高社会道德的责任。

如同那位好心的教授所说，“不管是不是我的学生，我都有责任”。也许这就是一位真正的有道德、有担当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集体意识与责任心把。社会的环境靠我们每一个人影响，不管是我们自身还是他人。都对此负有责任。文化水平高的人不一定拥有更高的道德素养，但在品德之上，他们还能够拥有大局观念与同理心，拥有道德同样也是尤为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越来越多人选择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树立起道德意识，让无论文化水平的所有人，都能在一个充满道德涵养和人情味的社会中得到熏陶呢。

我期待着看到那一天，看到无论专家学者还是老妪孩童，都能够在阳光灿烂下活得问心无愧。我期待着。抬起头，我们就能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都是道德与美好。

何为品德？品德是指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自身素质。何为文化水平？文化水平是指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学力程度。可见品德与文化不是一个东西，那为什么有些人在谈论起一个人的品德时，常常会联想到他的文化水平呢？难道文化水平高的人品德就好吗？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

文化高的人品不一定好，有人常常评价一个人是“智商高情商低”，什么意思呢？这是指那个人文化水平较高，学识渊博，但在行为处事、道德方面还有所欠缺。现实中其实很对人都是这样。比如前段时间，某地一位在大学门口做生意的老爷爷，为7元一份的小吃，做了个二维码，本来是为了减少一些收钱、找钱这类不必要的麻烦，但没想到有些人欺负他年纪大了不会用手机，转账付款都是1元，还有0.1元甚至是0.01元的。老人对记者说：“我本来以为这里的人有文化、素质高、都靠得住，谁知道……”可见有些人认为有文化品德就好，实际则不是。再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高铁霸座男”，让人是个博士文化水平很高，却做出这样道德败坏的事，时候他还不知悔改，在微博上发了一段假惺惺的道歉视频，引发了越来越多人的不满，最后也受到了一定的教训，所以说，文化高的人品德不一定好。

其实，品德好的人也不一定文化很高，比如某位著名演员在一次访谈节目中谈及他的母亲：“她常对我们说‘好事给人传，坏事不要给人家传’‘人遇到难处，能帮就帮一把’…….她没文化，却有美德。”像母亲一样，很多父母都是因为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上不起学，但是当他们为人父母后，依然能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去教育孩子，使孩子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再比如前不久，某地一辆公交车上，一位四年级的小学生在12分钟内竟连续让了四次座，他的视频传到网上，引发几百万人点赞。

由此观之，文化高的品质不一定好，品德好的文化也不一定高，所以我们要客观的评价一个人的好坏，我们也要努力提升自己，使自己的文化水平和道德修养都做到很好，让社会更和谐。

一位著名演员的母亲，虽没有接受多少教育，却有人间大爱，常教育子女要帮助他人，关怀他人。同样，雷锋同志的美好品德也时时启示着我们，做一个好人，多行善行。雷锋同志，那位母亲，以及许许多多我们的祖父母辈的人们，他们有许多是因为那个时代所限，没有受到多少教育的。然尔他们倾诉于我们的遵遵教诲，他们的举止行为无时不刻警醒着我们，要做一个有品德的人。

一个人若有品德而无文化，他也许成不了什么权贵任务。可若一个权贵有文化而无品德，世人方知后果严重。秦时最显赫的权贵李斯，师从荀子，集成儒法两道的学识。他的篆书如勾如铁，精妙绝伦。照现在的说法，这是一个极有文化的人。然而他推行的每条法令里都带着森冷，毫无仁爱好生之德。每一条酷刑，每一本经卷，每一座宫殿都在历史的深处散发出血的味道，至今使我们心悸。

而反观有品德的人，即便没有文化，他们的光辉也如星辰般照耀着世人。在远古的蛮荒时代，尧舜禹汤等仁君，以其仁爱的精神，忠直、勇敢、公正的德行领导着我们的祖先战胜洪水、饥荒、战乱，最终在中原大地上安居乐业。他们尚德的大智慧影响了他的人民，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样的大德大智胜过一切知识文化，如孔夫子所言，使我们与禽兽分别。孔夫子通过“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的教诲告诉我们，正因心中有敬，有孝，有品德，人才称为人。

文化是重要的，但品德才是做人的立身之本。若人人如那些骗老人钱的大学生一样，我们的世界便充满苦涩和暗淡，而若人人像那位有德的大学老师一样，带着自责和同情来关怀他人，并肩起教育学生立德树人的决心，我们尽可以期待一片光明的未来。美德正是人们最基本也是最需要的知识。在新时代面前，我们不忘品德，兼修文化，充实自己内心的同时武装自己的头脑。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成为社会的顶梁柱时，依然能为自己，为民族，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和自豪。

人人都希望拥有美好的品德，它可以是穆罕默德用面包换取的那条人间的水仙花，可以是冯友兰先生终其一生追求的“超越世俗，自同于大全”的天地境界，亦可以是没有受到过良好教育的老一辈耳提面命的优良老规矩。我们纵然不能断言品德与个人的文化程度毫无关联，可只要心中有那把标尺，时时用它度量自己的人生轨迹，便是“自我主宰”的自律，无关文化。

心中标尺的缺失，纵使接受过再好的教育，也不过是一纸空谈。当拿破仑大帝在战场上攻城略地，叱咤风云，无往不胜地建造自己的帝国时，黑格尔在他那光线黑暗的小屋中平静地提笔写下：“我看这位皇帝，这个骑在高头大马上呼风唤雨，目光集中于一点的人，心中有种奇异的感觉。”于是他征战的千军万马在黑格尔笔下溃不成军，他的目空一切体无完肤、零落成泥。同样接受过优质教育的两个人，只因心中道德律的标尺是否清晰，前者遭受精神与人格的溃败，后者凭借深邃的思想，成为一个大写的哲学符号，闪耀于世。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与社会的产物，文化的洗礼渐染只在我们身上留下最初的几笔，进而是时代的呢喃，环境的推操。在与周遭的摩擦中，我们若能做到康德笔下的，将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看得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也大可像舜那般发于畎亩之中，如胶鬲举于鱼盐之间，在污泥中找寻天命，于呕哑嘲哳间听得自己的仙乐。须知品德并非通过文化习得，文化只不过可以提供一个支点，或许能让找寻品德的路上省一点点力罢了。它决不等同于品德。

有大量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说着漂亮的话，干着粗鄙的事。能在规则之内大肆套利，也敢在规则之外极度狂欢，各种硕士博士兼任披挂出征的键盘侠在场上恣意放箭，喷出的口水在作秀同时亦在作案。高居于象牙塔的他们恐怕比谁都清楚中华美德的故事，只是心中无标尺，行为粗鄙与人性毫无泾渭，空留一副茫然，盲目忙碌的“海归”面具于溃坏皮囊。

品德当然可以外化为心中文化的载体，高文凭与高素质也并非格格不入，甚至能美美与共，相得益彰。惟愿把握心中的“道德经”，你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在自我主宰的品德里划心湖的涟漪，不枉此生。

当今社会，许多人在抱怨人民素质低下，从各地的“到此一游”到公交车上无人让座，再到马路上“碰瓷”，各种无下限的操作一波又一波袭来，不断开拓着人们的眼界，令我们一次又一次感叹：“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而纵观整个社会，似乎并不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人就没有品德，许多高材生，西装革履的人，甚至不如小学生、农民工的品德高尚。由此看来品德与文化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但真的如此吗？

我认为不然，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人们不明白文化真正的意义，许多人念书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中国大学难进易出也屡见不鲜，正是由于对分数的过于看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学习只在于答题和考试，至于书中人物言行背后的意义却无人探知，这不仅限于学生，许多老师也是如此，因此书籍由人类进步的阶梯变为了通往名校各大公司的阶梯，就如同读《论语》，记住了其中的句子，却记不住礼仪孝悌。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文化之于品德的重要意义，首先文化给予了我们视野，了解到古人先贤是多么高尚，墨家人舍生取义，上百人在城头自刎，杜工部在茅房中忧国忧民，还有那一方韩山韩水，无不向我们展现何为品德，因此有文化才能更有品德。小学生让座的确值得赞扬，但只因让座一事就百万人点赞的现象，是否也正体现着过于缺乏品德视野的社会呢？

其次，对于学来的东西，要能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大学生不可谓毫无学力，但仍会做出欺骗老人的行为，是因为知行没有统一，书上学来的内容要内化于自身，不只外现于卷面，用高尚的思想指导自身实践，才能体现出文化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文化人”都缺乏了一种责任感，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而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1919年，一批学生，为了国家涌上街头，勇敢，而百年后的今天，学生们安于现状。千年之前，孔子为了传播礼乐，带领一众，奔走游说于各国之间，以恢复礼乐为己任，而当今又有谁能担负起这个责任呢？

因此文化与品德事实上密不可分，造成现在这样的状况，只是我们对文化的认识不正确，身为“文化人”而没有应有的自觉，文化之于品德就如风之于火，无风之时，虽有火光却如萤烛，当风起时，星星之火必然可以燎原，只要每个“文化人”都担起责任，必然不会再现孔子，获麟绝笔诗的无奈与悲哀了。

品德与文化，似乎常常是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这两者之间究竟又有怎样的联系呢？可能有人认为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是我们判断一个人的两方面即双重标准。的确，品德与文化若能兼容，其人必志行高远，获得成功。有一句老话说：“宁与文化不高的人品德高的人结交，也不与品德不高文化高的人结交。”

事实上，做生意的老爷爷，正是因为认为受过教育的孩子们文化高，素质高，才选择信任，但事实与他想象的却截然相反。这其实警示了我们，如果只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文化水平与理科知识，也许将来他们能研究量子物理，能探索宇宙光年外的秘密，殊不知他们也能利用所学的知识，去制作软件病毒，侵染别人电脑，给多少社会和人们的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和损失。“黑客”也一致被人们认为是高智商与高科技的手段的犯罪。

由此可见，有文化却无品格的人其实给社会造成的伤害更大。这些人受过极高教育，却没受过品德洗礼，他们对自己掌握的知识该如何运用去帮助社会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一旦走入歧途，必然是难以治理甚至是难以解决的危险和灾害。

因此品德水准与文化水平看似没有关联，但实则也不然。受过文化教育的人们其实是有途径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从而形成高道德的。正如那位教授所行之事是为自己的行为赎罪一般。孩子们自小不应只接受冷冰冰的书本知识，不应只学习前人多么伟大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在注重提拔智力的同时，注重品德的培养。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在科技理论上的培养不能自然而然地造就高品德，那么品德教育一定优于科技教育。这样社会才不会培养出大批用高科技手段来危害社会的人。

我们也许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如那四年级的小学生一般善良，他有一天也会充满知识，这才是健全人格的写照……

在如今的社会中，求学之人多于求食之人。求学之人往往认为文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品德水平的高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有些人有文化而无品德。例如社会的热点话题“扶不扶“。当你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望一位不慎摔倒的老人，你会怎么做？这时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人与高校生往往会置之不理反而中年夫妇会伸手援助。为何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人不愿扶起老人呢？这可能源于对自身的误解。认为自己学习过陶潜“不喜亦不忧”，便可脱离于俗世；认为自己看到过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便可羽化登仙。这是对诗词句错误而粗浅的理解，不应作为逃避社会责任的借口。既然做了好事，就应当“身正不怕影子歪”，而不是“吾方高驰而不顾”。

有些人无文化而有品德。正如著名演员的母亲所说的素朴却富有温情的语言：“好事给人家传，坏事不要给人家传”，“遇到人有难处，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古时岳母刺字亦有此意，愿子成龙报效国家。

著名企业家李嘉诚的办公室中有二十四字：发上等愿，做中等事，享下等福；存上等志，发中等言，向宽处行。我想我们应志存高远，但需踏实学习，真正将学到的看到的事物内化为自己的品德，才有可能做到品德与文化正相关。

古之圣人皆如此。屈原心存志向，愿改变愿改变这混沌的世界，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将自己所见所闻编为《离骚》，将自己的见识转化为内心的坚定，如今得到万世人们的慨叹与赞美。

只有我们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才能够做到品德之高尚，文化之高深。当再见老人摔倒，伸出手，不孤独。

在当下，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人”越来越多，可种种现实却又让人不安，我们越来越多的看到、听闻这“文化”背后的空洞：责任缺失，美德沉睡，良心难以被叫醒……

而其原因，我想，是我们当今飞速发展的背面。这些年我们走的太快，追求速度、追求力量，人们喘不过气来。每个人都很急躁，都不敢停下。漫长的精神建设与迫切提高生产力的需求相比，不那么重要了，而当我们实现复兴，重新“站起来”后发现，我们不知何时开始变得冷漠，开始痛惜我们中间“品德塌陷”。

首要的，是承认其实品德乃是文化的根基，是文化自古以来的组成部分。无数经典，无不以修身立德为根本。“修身而家齐，家齐而团结，团结而天下平。”必先涵养自身德行，定正个人举止，德调身，方可以学文。在最开始，即把道德培养至于知识教授之上，莫要在早已立身之时，才惊觉懊悔。此时施教，陋习已定，再难以撼动了。

同时，要将品德与文化教育深入到每个家庭中，就像扎克伯格写给女儿的信中所说，你日后会有学识、有文化，但却不能忘记你拥有的一切是社会所给予的，所以你理应去回报，去负起责任，在这样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定然是富有同理心而真诚高尚的，而非我们部分家庭教养的，名校毕业，业界精英的利己主义者。

填补品德的漏洞，唤醒良知与信任，让人们不再惊呼“高铁霸座”“公交坠江”这样的悲剧、闹剧。需要社会的共识，每个人的努力，去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还现代文明以人情与温暖。

在通常的认知中，品德高低往往与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品德高尚的通常是顶尖学者，品德低下的通常是“又蠢又坏”的普通人，但如今越来越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品德的好坏是受环境影响更多，而不是学历。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品德高尚，要有礼貌。这不应该仅停留在课本与守则上，而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教授。就像某演员提及的母亲，常对子女传授做人的道理，虽然朴素却有最纯真的善良，也正因这份善良与纯真，她的孩子才可以在自己的行业获得成就，这位母亲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懂得如何教育儿女，懂得做人的道理，因此才让他们拥有，高尚的品格。

但是现在的教育过于注重孩子的学习能力与理解能力，对于品德的培养却漠不关心，乃至忽视。学校与家长看重成绩单上的几行数字，却对孩子的思想与行为知之甚少。大行其到的多数都是奥数班，才艺班，讲究品德与文化传承的国学班却销声匿迹……对品德教育的漠视，培养出了贪图小便宜欺负老人的大学生们。他们或许在文化程度上高于常人，但在品德层面却低得令人发指。

品德的形成不在于，学历高低，而在于耳濡目染。长期生长在品德高尚的环境中，他将自觉做到品德高尚，而生长在品德低劣的环境中，它将形成道德败坏的陋习。

可如今的人们见到小学生连连让座便点赞，见到大学生欺负老人便谴责，只针对行为而不针对出现此行为的原因，只关注群体而不关注生长环境与教育方式，未免有些短浅。将品德简单的与文化程度相联系，原本也代表了人们对学校德育的肯定与希望，但如今“德育”缺席，本应成立的理论自然也站不住脚了。那些品德低劣的高学历者们，拥有低下的品德，确实是他们的错。但同时，我们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也该反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他们的错，每个人也都有责任。

就像那所欺负老人的大学的教授所说：“不管是不是我的学生，我都有责任，我们应该教育好这些孩子。”愿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品德与文化不再被“绑定”而是不管学历高低，所有人都具有美德。

小时候，我们被教育说，世界上的善良大过，你要与人为善，诚实有信，互帮互助，对此我们曾经深信不疑，身体力行。但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我们却学着插队，闯红灯，占小便宜。这让人不禁怀疑：我们读书，学习，真的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了吗？

曾经印象中的知识分子，是古时候行于江畔为国而忧的屈子，是以笔为剑、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是北大为国家争取主权、慷慨激愤的五四青年。他们学习古今中外的知识学问，是为了民族崛起，他们富有，心怀赤诚与善良，为人民做事，为人民奉献青春。他们的品德无疑是高尚的，令人尊敬的。

而现如今，教育普及，国民文化程度普遍提高，我们却没有迎来社会和谐安康、人人有礼有节的场面。正相反，由于社会道德的教育没有跟上知识文化普及的脚步，我们的学问水平提高了，社会公德和原有的那些善良纯真的品质却不甚牢固，逐渐被复杂的社会消磨。狂犬疫苗造假失效的事件让我们心寒，十几岁青年造出超级电脑病毒侵犯他人财产利益的新闻让我们自我怀疑，如今的高尖端的人才培养，到底是培养出为国家奉献力量的人才，还是无人可挡的犯罪“天才”。

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到底能否决定他的道德水平？可悲的是，对于现状，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常常见到小学的孩子站在路边等绿灯亮起，却有大学生甚至工作的白领急匆匆横穿马路。一个著名演员的母亲没有文化，却传授给孩子美德与信念，让他受益终身。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在于他的为人处世的谦逊有礼，在于他见到他人有难处就伸手相助的善良，这是传承至今的中华传统美德，是每个人小时候就应该打下的为人基础。

但文化水平的提高难道就对人的品德修养毫无用处吗？答案也是否定的。良好的文化教育辅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可以成就超越常人的人才，而他的影响，他对某一领域的促进和对中华传统美德的推广，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前几日，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去世，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推广在现代无人能及，一曲《梁祝》改变了多少人对中国艺术的看法，又让多少人了解了中国的文化。他受教育程度很高，而且有着极高的个人修养和道德品质。他曾在外国街头为流浪者拉琴而不取分文，在全世界巡演而将所得酬劳全部捐给慈善组织。他的存在，是中国在外的一张闪亮的名片，他的品德与修养是中国对外的骄傲。

一个人的受教育水平或许与道德水平没有直接关联，但一个文化水平高而道德品质又好的人能做到比普通人更多的东西，为国家和世界奉献更多的力量。我们应该在坚持文化教育普及的同时，多关注品德教育，让中国人民两方面品质同时提升，才能建造更好、更和谐的社会，更多发扬中华的魅力。

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品德与文化正犹如车之两轮，唯有相互益进，，彼此相辅才能“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在真理与道德的双重意义上成就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

文化应以道德为基础，才能“大效于世”。二十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科技成果、文化成就迅速飞升的时代，电磁学、光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成就使人们对自然世界的认识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深刻。但那个世界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生物达尔文主义转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转为有计划的种族灭绝与。当满脑子都是科学优生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对贫弱的犹太人挥起屠刀的时候，他是不会痛心的，因为他只有科学文化而没有道德素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与思想道德的巨大落差使一个本能对人类社会做出贡献的人、国家变成了不知疲倦的杀戮机器，使他们失掉了仁爱，失掉了恻隐之心、羞恶之情，而在这样的情况，即使他们文化水平再高，对所谓真理的洞彻再明了，又有什么用呢？

道德虽好，但也应以文化为保障。追求真理意义上的是非是人的本能，试想我们如果用罗马教廷的道德律令去污蔑伽利略，把《天体运行论》列入目录，那只会造民愚昧不堪和世界陷入漫漫长夜的死寂之中的悲剧。《老子》中说，“虚其心，弱其志，实其腹”，让人民的心灵像婴儿一样纯洁，社会“鸡犬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天下无为而治。看似是一个道德完美，没有丝毫罪恶、杀戮的理想世界，但这种理想的本质是反智的、是知识与文化的荒漠，其背后是无尽的愚昧和黑暗。试想，这样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吗？这样的世界是我们想要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只有让品德与文化和衷共济，相辅相成，人才能真正健全，社会才会真正美好。这其实也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地的智者、仁者一直追求的目标。怎样才能使品德与文化“和平共处”呢？怎样使一个事物，甚至整个世界既真且善呢？说到底，这是一个把握两者间的平衡和度的关系的问题，前人已给我们做了范例。闻一多先生被称为“西南联大的完人”，因为他一方面是一个古典学者，研究离骚、古代神话等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他是一个诗人，是一个斗士，他用他的生命去反对，争取，为后世人竭尽全力，去创造一个更有温度、更光明的世界。在闻一多身上，深厚的文化素养与一颗至死不渝的赤子之心结合在了一起，同时驾驭文化、道德两轮而最终成为联大的完人。由此及彼，想到古今中外无数的智者、仁者，那个至死还在渴望“更多光明”的歌德，那个以洞穴之喻警醒世人的苏格拉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保持对世界的惊讶、好奇，不断追求真理，人和社会的文化水平才会提高；保持对生命的珍重、敬畏、热爱，保有赤子之心，道德才不会落后于文化之后而造成惨剧。世界若要更美好，人若要更像人，就必要有有志之士来承担此两种重任，吾辈重任在肩，岂可不勉乎哉？

跟着眼前的母亲学步。追随长辈是每个生物体经由数十亿年进化来的生存法则。试问，在父亲酗酒，母亲为人不俭，小偷小摸是司空见惯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孩子又怎样才能洗去童年染上的一身污浊？每个人都有做父母的权利，而每个人亦有将正直的品德传给下一代的义务。出身不同，眼界自有高低，但任何庄稼人都懂得“付出”才有“收获”，“做人要诚信”，与我们口中的“勿以恶小而为之”，“贫贱不能移”，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幼年时获得的经验与教诲足以使人终身受用，因此父母是授人以品德中最重要的一环。

随着孩子踏入学堂，这才来到了“文化”的范畴，见识到了“手自笔录，计日而还”的艰辛，“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呕心沥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我们方才对父母那俗气而有些泥土气味的话语有了更明确的解析，但对于未从长辈那里获得足够榜样的孩子，这些不过是枯燥的必背篇目罢了，他们有些人半路辍学，有些则死背着无趣的句子前往了名牌大学，成为了戴眼镜的野兽，无论多么浓厚的学府气，都掩盖不了父母的烙印。

然而并非有品德必对应有文化，扬州八怪之一的汪士慎，终生以花为伴，盲眼又何妨？“尚留一日看梅花”，老人铺开宣纸，挥洒下一生傲骨。故宫的文物修补人们，不慕名利，一生一件文物，只有他们的坚守与高尚，我们才得见今日的“云纹铜禁”“错金博山炉”等国家宝藏！他们或许未曾走入过大学，但他们于热爱中参透的守护，足以让学术渊博的大家脱帽肃立。

至今，部分老农民仍对子女都有这样的规矩：下田地之前必先脱鞋。这是仪式感，更是对他们信仰的土地的感恩之心。感恩，多么熟悉又陌生的品德，许多“学问人”都没有了对科学与知识的感恩，违背他们抹去短暂的荣誉。

品德与文化并没有必然性，文化是发扬品德的途径，但并非来源。或许有人已于幼年被烙下了恶意，无妨，“一花一世界”，且徐行，且像那些匠人一般，于平凡中参悟，于信仰中敬畏。

似乎有文化便彬彬有礼品德高尚，而学历低似乎便代表着粗鲁没有公德，但许多现象却告诉我们德与文化并不必然关联。

有摸到老人吴锦泉用一摞摞硬币称量出沉甸甸的高尚，以平凡之躯力所能及地为灾区困难群众做出贡献，也有霸座者们学历亮眼却毫无廉耻地耍着无赖，这可见，不能以文化论品德，同时更让我们反思文化的意义，反思教育的方向。

其实，有文化的人让座的事很多，帮助别人的事也很多，但我们因为让座者是“四年级小学生”，因为乐于助人者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才听闻了这样的消息。这些事只是宣传出来的特例，我们更应明确文化是有益的品德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去教育宣传的方向，是用以德为底的文化来塑造德和文化兼备的人。

以德为底色的文化，让人绽放出更大的光芒。感动人们的无数科学家，不仅品德高尚，且用渊博深入的文化，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黄旭华对国家的忠就是最大的孝。三十年来音信全无，研制出核潜艇，刘永坦耄耋之年仍奔波一线，潜心制造海上“千里眼”；袁隆平心怀世上无饥饿的梦，让杂交水稻闪耀在阳光下。他们的事例告诉我们，文化与德是不可缺少的画面，无文化而有美德的人让我们崇敬感动，可社会更需要的，我们更应做的，是有文化也有品德的人。

那我们又如何塑造和传播以德为底色的文化呢？首先，我们要明确素质教育的重要性，经过二十年文化熏陶的大学生们却要去欺骗做生意的老爷爷，我们应该改变畸形的应试教育，会学习之前先要学会做人。其次，文化不仅是倡导出来的，更是关注来的，若是医闹者得到整治，闯红灯者被惩罚，而见义勇为之事受奖励，那么这样的制度下的社会便有了德滋养生长的土壤，有了文化应该前行的方向。最后，我们都在追溯历史传统，中华文化中的品德和文化的要求亘古流传，它们穿越历史风尘，依然澄澈如初，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化中从来都有品德期待我们汲取。

品德与文化时而错位，而我们该做的，便是粘牢品德与文化，去发展以德为底色的文化，去塑造有德也有文化的人，去营造德与文化交织飞扬的美好的社会。品德与文化

品德与文化的额关系，自古以来被无数人关注，探讨。俗语中，即有“穷生奸计，富涨良心”，亦有“仗义多为屠狗辈，负心全是读书生，”双公各执一词，高下难分。

过去，我们认为提高学历便能提高公民素养，因此，九年义务教育全国推行，大学录取率年年稳步提升。但我们公民素质的提升却远不如预期。与之相对，大学生德行丑闻却一再出现，“毒杀室友”、“殴打地铁安检人员”。近日还有新闻报道，一位大学门口做生意的大爷，信任大学生，从不检查微信汇款情况，有些人却转款一分钱糊弄他，月底清账时才在儿媳的帮助下查明。我们公民学历提高了，似乎道德水平却下降了。但文化绝非仅凭一张毕业文证书便能衡量。古时从未有大学，硕士，但道德大理却比比皆是。我想，道德与文化无关的论点应该更正为道德与学历无关。

在古代，有些人认为“性本善”，另一些人认为“性本恶”。但我更推荐西方哲学家的“善恶岂由天定，端看个人想法”。道德，既是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教导他人融入社会，符合他人公认的行为准则，便是教化。一个人也许不识字，也说不通道理，哪怕笃信天圆地方，他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在周围人的耳濡目染下，也必将吸收到我所称为文化的社会氛围。若他的父母教他与人为善，他的亲友教他行他人之便，若他吸收接纳了这些令人道德高尚的观点，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哪怕他认为天上的群星绕着地球转。

另一方面，道德有高下之分，在过去，“女子无才便是德”，遵循封建礼制，同样是当时人们心中的德。今天我们可以抨击这种落后的观念，但我们的道德想必也有不完善的方面。从这一方向来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于道德的意义就是使我们有机会同更广大的世界相接连，使我们有机会同形形色色的思想接触，在相互融合、对比、借鉴中发展我们的道德观念。教育更能强化我们的思辨能力，让我们能判断出哪种品德更为高尚，哪些则是落后而愚昧的。

品德与文化，二者相辅相成。但文化水平绝不能仅从学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衡量，此两者与道德水平并无直接关系。我们当今的学校，不论小学、中学或是大学，都不过是师说中“识其句读者也”，只教自然之理，却忽略了人文之规，从这一角度看，发展素质教育势在必行。而且不应当时流于表面的面子工程，而是真正的提升素质。只有这样，品德与文化才能并驾齐驱。

有人说，乡村朴素、正直，城里人阴险狡诈、勾心斗角；有人说，乡村粗俗、野性，城里人温文尔雅，公正守法。在我看来，人的德行高下，绝不能因文化水平高低而妄断，却能通过文化与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发展的更大气、更高远、更有利于社会。好品德，体现在美德与公心。

美德与公心，从不因文化水平分高低。何为品德？就是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与对自身行为的约束。康德对人的品德与信念：星空与道德律，即完全自发的对心中所信仰坚定的践行。诚然，不随波逐流，敢于在重压下正直直言的梁漱暝，马寅初，以真理捍卫国益与发展；文天祥、秋瑾，以一人鲜血染红民族反击的精神。他们思想超越，胸怀天下事万事的精神高标。但平凡人品德的火花，同样是点燃社会希望的星火：汶川地震女教师死死地用身体护住身下的孩子，是用生命诠释的坚守，守岗人王继才，从26岁从未离岗，举家牺牲为国守边，是用青春诠释的责任……从古说到今，有那么多的感动民族，感动中国，是社会上一股人性的暖流，从未听问因文化而别，身份而分，因为每一个例子都是伟人之精神的体现。我们铭记、歌颂、传承，正因我们一视同仁赞许美德的宝贵。

美德与公心，从不因教育和文化熏陶而提升与发扬，孟子曰：“人性本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提出中国人具有从社会发源起始就具有对人际处事是非判断的认识。然而“善者伪也。”美德的发扬，在于“行为示范”，在人为，在学习与实践，专设“公民课”，让孩子从小即学习公民权益与义务，《修身老课本》提出人首在修身。从人生之伊始便给孩子进行美德意识的培养，品德的追求不仅是一种天性上的追求和践行，也需要后天的斧正与规范。若不是因为功利心泛滥，公识淡漠，与拒付款令老人痛苦伤恸并不会发生；若不是因为为违犯伦理，只重技术，“基因敲除”带来的伦理热议，网络质化带来的隐私、危机也不会令人惶惶不安，我们出生在华夏的土地，方学会了奉公献身，中庸处世，和谐待人；成长在法治的社会，才有了公识与道德社会的初心。

我们的世界也许不大，但用爱去理解社会，参与社会，爱的简单而真诚；我们的眼界也许很大，游走世界，报效国家。但美好的品德本质是不变的

美德人人可有，美德需要发扬，绝不能因文化水平去审视一个人内心的洁净与否，却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精神文明的环境。正如小学生让座的视频，教授道歉赔偿老人，使其感动落泪一样，任何一个人所做的善举，都发扬着自己的精神，影响着身边的人。

在当今时代，一些东西被不断的发现，一些东西也在不断的抛弃。现代人越来越注重文化的涵泳，有时竟会抛下品德的行囊以便自己的路走的轻快些，殊不知品德与文化如同两条腿，只有协调迈进，我们才能真正“跑起来”。

品德水准未必与文化水平有关联。前不久，“一条高铁霸座男”的视频爆红，画面中的男子赖在其他乘客的位置上不肯起身，如一只大虫倦赖在座位中。在网友的“人肉”中，我们却发现该男子并非“小混混”，而是一名博士生，而反观那个在公交车上四次让座的小学生，虽无高文化加持，他身上折射的品德之光却更耀目动人。

这两个事件一对比，不禁让人感慨万分。一个博士生读了将近30年书，却看不懂品德的重要性，连一个合格的“人”都没做好，遑论一个“文化人”！

XXX曾说，要让中国人的精神文明水平超越那平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他所看重的，不仅是学历，更是品德。一个人想要拥有真正富足丰裕的人生，必要有良心作为底色，而文化则是锦上添花。若摒弃道德，再高的文化水准也会摇摇欲坠。知识的海洋地区辽阔，然而没有了品德的撑持，人无法安然的从流飘荡。说到底，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品德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基础：一个有品德的人，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可，才能在文化之海上一帆风顺。

正因为品德塑造至关重要，才有王开岭那些怀赤子之心的有德之人称为“精神明亮的人”。而正因为懂得品德对人生的重要性，才有那么多“丁香医生”，不顾自己处境勇敢曝光黑心医院；才有那么多“最美教师”，在天灾面前将保护学生放在第一位，自己却身受重创。这社会上确有许多为摄取利益抛弃良知的“套中人”，但更多的是那些精神明亮的人们，他们善举中体现的高品德，恰似一颗玲珑剔透的琥珀，在人类精神历史熠熠生辉。

一个人的品德水准与文化水平未必有关联按，只是有的“文化人”常常不屑于这人人皆可拥有的品质，便在自己的优越感中作茧自缚。孔子曾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在这个学历至上，文化地位空前隆重的时代，我希望人人皆可“好德如好学”，在文化涵泳的同时，不忘品德的涵养。

小学生四次让座，大学教授主动道歉……诸多事件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美好，这份美好天生存在于人类心间，与文化水平、学力程度并非绝对的必然关联。

前日，一则家书感动了中国，许多家长说，写出了他们内心想说却不好说的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纷纷为其转发。那是一名江西某大学的人文学院新闻系的教授吴某，她的女儿考入大学，在这人生关键的转换、过渡时期，他把这份花费六个月时间写就的家书交与女儿。其内容有很多，但首当其冲的第一条就是，无论你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学术研究达到何种水平，也请不要忘记，做一个善良的人，诸如，能帮人处且帮人的话也多次穿插出现在信中。

好一个善良的人，这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咿呀学语、蹒跚学步时期就被教导的话语，曾几何时，就被尘封在心灵的角落或深诸其理，却疲于实践。随着年龄的增长，文化水平的提高，有的人并未因此道德修养有所提高，反而看惯世情冷暖后，封闭自我，将自己蜷缩在铸就的铜墙铁壁中，麻木自己的心灵，以冷淡漠然的态度面对世界，似乎是对自己的武装，更休谈主动帮助他人，做一个对全世界都善良以待的人了。

由此观之，道德修养并不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成正比提升。反而，因为接触到更广阔的外在世界而被污垢陈杂蒙蔽了清澈的心灵。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尚懂得让座的道理，相对之下，公交车上其他年轻乘客，却因“阅历已多”，耻于让座这一公然表示自己关爱老人，善待他人的态度。他们以为自己见过世面，让座这种简单的善良实在不屑实行。他们的躯壳在在岁月风霜的洗礼打磨下，变得风化、坚硬，心灵渐渐失去了敏感鲜活的善良。小学生的想法则很简单，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情。

有人说：“成熟是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当成年人文化水平不断提高，视野的日渐开阔，他们增加了对世界真实面目的认识，但也不应该迷失心灵的方向。知识是人文化水平的武装，善行是思想道德的铠甲。古人云：文以载道，学问的原本目的是提升人的境界，使之成为更好的人。先做人再做学问。倘若学问的提高相反使人丧失了道德戒律，那是本末倒置。孔子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相反，有很多人在学问境界提高，同时也助长了道德修养。如那位教授，如捐款行善的一些成功人士。打开的是阿里宝宝的山洞宝藏，亦或是潘多拉的宝盒，取决于内心的选择。文化与品德，亦可载舟，亦可覆舟。

一灯大师曾说，他有一壶心灯，要时时常拂拭，莫使染尘埃。任何的外因不是道德沦丧的理由。无论是博览群书，还是诺贝尔的嘉奖。道德是生而为人的准则，善良是灵魂的内核。

我们对于“品德与文化”之间关联的探讨由来已久。正如司马迁对于这二者的“四重”分类论述：才德兼备如何，德才俱之如何，但他特意这样说道：“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事实上，文化水平是气势雄浑的高塔。“品德”则是深埋地底的地基，比起文化水平，它也许不能被第一时间发觉瞩目，但它最终决定了个人的成就与水平——品德水准与文化水平不一定直接成正比，但品德决定了文化是否对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品德的根基地位是不可撼动的。“正身明德”这一对个人的要求就体现了这一点。在社会之中，具有品德往往意味着一个人能与人为善，拥有笃定的原则与底线，不因私利小利而舍之。如果弃德而空有文化，那么所具有的文化也会因此全然黯淡下去。大学生因老人不懂使用移动支付，在二维码转账中短款少款，甚至暗中只支付0.01元的最低限额，使老人的辛苦劳动成空。他们并不是无力支付，也不是缺乏学识水平，但所有人在评判这一事件时，却不会因他们的大学生身份而瞩目他们的文化，只会更加愤怒于他们由于缺失品德而展现出的卑劣。没有品德基础的文化，只是座空中楼阁。孔子所言，必先“泛爱众而亲仁，得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想必也是在强调这一点，希望人们重视品德，因此，我们首先应当为个人发展打下品德的地基。

品德水准并不被文化水平所决定，人即使没有深入、系统地接受过学术教育，没有掌握大量知识或是不是学术工作者，一样可以拥有高尚的品德，并以之温暖，帮助身边人。近日来，有一则新闻报道了一位外卖小哥的独特外卖箱，上面这样写道：工作不易，请不要拿走别人的外卖，箱底有15元钱，实在困难请拿去买一顿饭，好好生活。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评论，而其中大多数都为这几行字中所展现的善良的品格所感动。他在被偷走外卖，影响工作的同时却仍在为偷取者考虑，做到了以德报怨，真正地希望自己可以传递给他人生活的勇气。比起上一例中恶意少款欠款的大学生们，他的学历也许并不及他们光鲜，但他们品德远胜其百倍。这类熠熠生辉的品德，不会被文化的水平盖去光芒，更能使有才无德的虚妄的文化黯然失色。

如果人们能在具有品德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并能将它们发挥于社会生活中，社会的风气就能受到向上的牵引与影响。那位仅四年级即在公交车上多次让座的小朋友之所以被标为暖心，不仅是因为让座行为本身，更因为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中国许多优秀的新一代的身影。他们遵守规则，关爱他人，将学习中所学到的知识与品德相结合。知行合一地用自己的行为改变着世界。同时，也像那位传奇的去寻老人并道歉的大学教授。不仅具有丰厚的学识，同时对教书育人有着深沉的责任感与担当，希望能教育好学生们的品德与文化——这样的可敬可爱的，兼顾了品德与文化的人们，能够形成一股正能量的推力，将我们的社会与国家推向更强大、更文明的方向。

品德与文化之间的关联，不仅能够引起我们对己身为人处世的反思，更能促使我们定下时代要求，用于承担时代责任，以品德为底色，以文化为笔，在品德的基础上尽力发展，学习文化并将其投入社会生活实践中，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身处兰蕙丛中，亦受着香薰淘染，文化通过教育和体验，塑造人的内心，培养个体的人格。品德则如壁立千仞，不易动摇，而仰之弥高。

文化塑造品德，文天祥云：“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孔回成仁，孟回取义”，身为状元宰相，对经史烂热于心，而书中孔孟的谆谆教诲，淘洗了文天祥的灵魂，潜移默化中使人认识“舍生取义”的崇高，开一生恪守，为国家、民族的道义而引颈就戮。司马迁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文化不只是书本上的字句，而是方圣先贤的精神的结晶和文化的化身。读之研之，继而深虑之，便是与古人神交，使思想与品德超越自身经历的桎梏，抵达更高远的境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随子能至，然心向往之。”精神在这种仰望中得以拔高，从认识高尚到践行高尚，司马迁修史如此，大多有作为之士亦是如此。

而非言文化的力量可扭正一切邪曲，沈括之博学如斗星，而在官场的斗争中也不免显露出狰狞的爪牙。品德不仅需要培养，更重在坚守。坚守开山岛不过是一对平凡的夫妇，而二十年如一日的艰难困苦毫不动摇其洁行，在于真正承担起个人对国家对人民的责任，初心不变，方得始终。在平凡的坚守中成其伟大，此谓之真品格，品德的塑造，既内化于心，亦外化于行。司马迁在朝堂的万声毁谤之下挺身而出，为李陵主持公道。非在位的其他大臣不懂道义，实不敢为之。坚守一如既往的赤子之心，需决然的勇气和恒久的坚韧。

因而文化的传播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重价值的树立和传扬，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史学品评正义，匡正道义之先河。鲜活的人物背后是不灭的精神火炬我们在学习。育人的过程中，更应该挖掘其间的内涵。做价值的倡导者和弘扬者。唯有如此，文化这根细线才可串联起无数的人群，讲社会凝成一个向美向善的集体，塑造社会的价值体系。让品德在文化中陶沾，文化在品德中丰盛，二者共生，共荣。

文化化人，所言非虚，自古以来，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品德与文化往往是合一而论的。有文化素养与才能者往往其品德亦为世之典范。

但在现代步履急趋的社会之中，“品德”与“文化”二词似乎被割裂开来。当各类高智商、高学历者犯罪违法案例频出时，方才昭然揭示了被当下世人往往忽视的一点——古人将品德教育倾注于文化教育之中，因而品德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文化素养的一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在当下，“文化”一词却变得狭义，仅指人的受教程度，缺失了其中对品德的约束。

真正有“文化”的人，应亦是道德之楷模，墨子其人即鲜明诠释了这一点。面对春秋战国连年的兵乱纷争，墨子所知极深，所见极广，因而所虑极切。墨家以其高远深厚的积淀与视角宣扬“兼爱”的理论。认为世间之仁爱不应有等级之差别，当如阳光般照亮世间纷扰中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墨子率领着万千墨家不仅致力于著书成说以为宣义，更是以极其艰苦的生活方式与牺牲精神践行着自身信奉的学说理论，在文化上对后世形成深远影响的同时在当世以身体力行践行其“兼爱”的至高道德追求。乃至救国风云涌动的年代，梁启超、孙中山等社会文化界的思想精英，亦艰辛救国“厥惟学墨”——他们站在峰顶至高至远、博闻强识，目睹国家罹乱，因而以墨家之品德高标激励约束自身，自觉肩负起宏大的沉重社会变革之责任。

品德是文化之重要因素，若无品德为行为之约束匡正，即使有再高的文化水平，学力程度，已不能称之为有文化的人。纳粹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暴行至今犹然在目。在国家意志，非正义的驱动之下，学问深厚技艺高超的日耳曼医生摇身一变即成了操纵毒气室，进行实验的杀人恶魔——他们所受的文化教育中显然缺失了道德教化之部分，因而会盲目地追随国家地旨意，将救死扶伤地手术刀化作杀人如麻地屠刀，将自己的文化常识在没有道德与是非观的约束之下造成难以挽回的暴行。

品德与文化教育的结合实际有必要的，而社会环境与风气的引领至关重要，是我们借鉴历史之中“文化之恶”而可警惕于重蹈覆辙。人无德，无以立，面对社会有德才是个人有德的先决条件。在当下物质丰盈，文化教育普及的时代中，不只会有儒，墨一类的文化精英才能发出品德追求的呼声，我们每个人都具备以品德律己，宏物社会正义的能力，应当以之为己任，唤起社会文化背后更多的是道德追求，任重而道远。

小学生在12分钟内四次让座，不识字的乡村妇女明知助人为乐的美德，而有高学历的大学生却为了七元的早餐而作虚假。这一切的事实不得不让我们思索，文化与品德也许不一定重合。

有文化不一定就有品德。文化代表的是知识，是学识，而品德代表的是价值观，是修养。有文化，有学识，并不代表有修养。时主父偃，学识渊博，能纵谈古今，为汉武帝多献要计。一年提拔，由平民直升为内朝要官。然其为人，飞扬跋扈，穷奢极欲，盗窃国库，搜刮民脂，甚至逼死齐王，放出“生不当五鼎食，死当五鼎烹耳”之言。其有识也。有才也，是有文化之人。然其品德，实为低下。反观今日之污吏，欺上瞒下，巧取豪夺。他们哪一个身后没有高学历？哪一个不是层层考试选拔而来的国家人才，但有学识并没有提升他们的品德，反而文化为他们大开贪腐的方便之门。子曰：“礼崩则求诸野。”商鞅曰：“圣人定法而愚人守之。”文化并不会直接带来品德，相反的，往往是那些没文化的愚人，有时更能看到品德的价值并遵守。

文化与品德不重合，真错在文化么？难不成文化腐蚀了品德么？绝非如此。文化开启人的思维，打开人们的智识。它是好的，它从来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掌握智识、文化的人。他们没有从文化中可得品德之价值，而把文化上的优秀变成了谋私利之工具。就如同那些大学生，凭着自己比老人稍多的互联网知识，连七元的小吃都不愿付款。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极多成就，但也极多问题。市场与资本在改善人们的生活的同时，也腐蚀着人们，将享乐、自私的冷酷心境深入人们之心灵。教授的行为让人感动，我们不要让文化，成了品德的绊脚石。

自媒体上被疯狂转发的，既有诗人咋舌的教授，官员的丑闻，也有获得高赞的路人善举。为何教授、官员的品行不端会引起众多的谩骂，而路人的善行又带来无限的惊喜与温暖？这大概源于我们潜在意识中对高文化水平与高道德水准的关联。而我以为，美好的品德未必只蕴藏于文化水平高的人群中，但文化水平高者，必须要有美好的品德。

孟子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先哲苏格拉底也认为只要认识得到美德，任便会主动行善。美好的品德，实际上就潜藏于你我的人性基因之中，并不因学历的高低而掩盖或彰显。天津老人白芳礼数十年如一日脚踏三轮车为贫困生攒钱捐款助学；北京学生骑车时不慎蹭坏路边车辆，寒风中久等车主未果依然留下联系方式；四年级小学生公交车上短短12分钟让座4次，将便利让给更有需要的人。都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普通人，他们的善举不仅让我们相信世间永存的温暖，更是一盏明灯，指引着每一个平凡的人向好向善。他们的善举告诉我们，美德本就根植于我们的灵魂它的呈现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无关。

又是什么让高文化水平的人做出道德沦丧而令人失望的事呢？读书丰富着人的阅历，拓展者人的视野，心智渐开，世事渐杂，面对复杂而充满的世界，读书人若是只收获了些许小聪明和小智慧便陷入到“看山不是山”的层次，而不能将人性的本善践行出来了。需要有睿智通达的眼观和宽广博大的胸襟，其品德才能越至“看山又是山”的层次，而那时，他们必将引领社会的正气，指引人心。

对于读书人、文化人的品德需要，先贤早以述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对于社会的引领作用，已是流传千年的共识。而科举以来，文化水平成为士大夫获取“君子”之位的标准，自然便有了众人对于读书人品德的要求。昔日，严子陵虽为光武帝同窗，却披羊裘钓泽中，一高节加于光武帝之上。“云台争似的台高”，其狷介独立的人格开东汉逸明清逸自由的社会风气，而这种文化人的引领则在一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中被道尽。“便含夫廉，懦夫立”，是人的高的，果真大有功与名教。

《易经》有眼，“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在当今以文化水平取人是主流的社会里，取得高位与高光的文化人，更要德行“励有己，由身起”。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我辈众人，亦可在平凡的生活中，发扬人性纯善，收藏文化与品德双重的提升。